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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童蒙读物的三大读者群体
作者:李明杰 李瑞龙     发布时间:2021-02-24     信息来源:     阅读次数:【关闭】

【摘要】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官私教育的发达密切相关,而童蒙教育是其基础。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发现,宋代童蒙读物的读者形成了三大群体,即儿童读者群体、成人读者群体和域外读者群体。儿童读者群体在年龄范围、社会阶层及性别分布的状况表明,宋代童蒙教育呈现出大众化趋势。而另外两个读者群体的形成揭示了一个事实:宋代的童蒙读物不仅具有帮助幼童识字启蒙的功能,同时在帮助成人查考知识、修养道德以及民族文化融合方面要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宋代 童蒙读物 读者 阅读史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宋代成为我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宋代皇帝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如宋太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宋太宗主张“兴文教,抑军事”,宋真宗甚至亲自作《劝学篇》。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官学、私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仁宗时范仲淹等人倡导的“庆历兴学”,“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2];神宗时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兴学”,通过充实师资、学田等,进一步完善学校的经营和运行,还创立了三舍法,恢复和创立了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哲宗时蔡京领导的“崇宁兴学”,将小学的设立由州、军一级推进到县一级,形成了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以上这些举措带动了宋代童蒙教育的发展。据统计,宋代新编纂的蒙童读物不下110余种[3],著名者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小学》等,对后世影响极大。本文拟通过对宋代童蒙读物读者群体的考察,借以了解宋代童蒙教育是如何将高深的儒家性理精义俗化为村夫俗子、黄齿小儿口诵心传的人伦规范的。

1、儿童读者群体

  儿童是童蒙读物天然的读者,但对于宋代童蒙读物的儿童读者群体,还有必要就其年龄范围、社会阶层、性别比例作一番细致的考察。

1.1 儿童读者的年龄范围

  宋代童蒙读物的儿童读者群体的年龄,可从宋代官学、私学的相关规定稍窥一二。

(1)官学对儿童入学年龄的要求。宋宗室设贵胄小学,子孙八岁至十四岁皆可入学,日诵二十字,如哲宗元祐六年(1091),诏依熙宁敕:“诸院建小学,自八岁至十四岁,每岁首检举入学。”[4]崇宁元年(1102),诸王宫设大小两学,据《宋会要辑稿·崇儒一》载,宗室弟子“十岁以上入小学,二十以上入大学,年不及而愿入者听从便。”中央政府设立普通小学始于神宗元丰间,至徽宗政和时儿童多至千人,于是分为十斋,入学年龄以八岁至十二岁为合格,课程分诵经及书字两科。宋代地方学校始建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但只限定在州(府、军、监)一级,县级人数须达200以上方许立学。徽宗崇宁元年(1102)撤销此项限制,所有州县一律置学。政和二年(1112),蔡京等乞州县学并置小学,十岁以上,皆听入学。但政和四年(1114)所颁小学条制又规定:“小学八岁,能诵一大经,日书字二百,补小学内舍下等。诵二经一大一小,书字三百,补小学内舍上等;十岁加一大经,字一百,补小学上舍下等;十二以上,文加一大经,字二百,补上舍上等。即年未见而能书诵及等者,随所及等补。”[5]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宋代官办小学的入学年龄为八至十四岁,或十至十四岁不等。

(2)私学对儿童入学年龄的要求。民间私学的儿童入学年龄更为灵活,北宋司马光《居家杂仪·教男女》云:“六岁,教之数与方名,男子始学书字,女子始学女工之初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颂《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颂之。”[6]苏轼则是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南宋赵与时说:“今世男子初入学,多用五岁或七岁。”[7]真德秀《家塾常仪》也讲到入学年龄:“及年七八岁,就小学。”[8]朱熹则主张越早入学越好,他本人五岁入学读《孝经》。《朱子语类》卷七说:“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至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十分。大学只出治光彩。”[9]有的家族以家训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子孙入学的年龄,如《郑氏规范》要求“子孙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10]衡山赵氏,“立义学……辟四斋,岁延二师,厚其饩廪,子弟六岁以上入小学,十二岁以上入大学。”[11]

  可见,宋代官学、私学对于儿童入小学的年龄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有一个大致的年龄范围,小至三四岁,大至十二岁、十四岁不等,且私学入学年龄比官学更早、更为灵活,出现了很多在入学初期甚至入学之前就才华横溢的神童,如据《宋史》载,袁逢吉四岁就能背诵《尔雅》《孝经》,七岁兼通《论语》《尚书》;汪大猷也是四岁能诵《孝经》,还能为同舍学友讲述《论语》和《孟子》;陆九渊“五岁入学,同学年长逾倍者所为,尽能为之。”[12]钱勰“生五岁,日诵千言。十三岁,制举之业成。”[13]

1.2 儿童读者的社会阶层

  宋代科举录取条件比前代宽松,对出身的限制更小。有人统计《宋史》中有传的1953人中,由布衣入仕的占55.12%。[14]“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读书入仕被视为重要的进身之阶。这种环境下,有条件的家庭自然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经济困难的家庭,也想方设法为教育创造条件。富弼曾言:“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15]范成大说:“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16]又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载:“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几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17]这个悲剧性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底层对于自家子弟早日出人头地、改换门庭的渴望。

  宋代在农村及偏远地区也广开学堂。《道山清话》的作者在书中记载:“予顷时于陕府道间,舍于逆旅,因步行田间,有村学究教授二三小儿。”[18]陆游《入蜀记》载长江沿岸聚落“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群童,见船过,皆挟书出观,亦有诵书不辍者。”[19]其诗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并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20]这些偏远地方的童蒙教师往往是久试不第的书生,不一定有多么高深的学问。儿童跟随这些夫子学习,也不一定是为了科举,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和官府打交道时(如应差充役、缴纳粮税等),如不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就很容易吃亏上当。宋代政府的政令多用布告的方式通知,如李元弼在《作邑自箴》中说“夏秋税差科才下,便榜逐村,大字楷书,告示人户。”[21]能逐村布告的前提就是已有一定数量的识字人口。另外在商业、诉讼等事务中,掌握一定的阅读能力也是必要的。

  宋代以前,童蒙教育的门槛很高,享受童蒙教育是士大夫阶层子女的特权。而在宋代,无论贫富或是贵贱,无论都市或是乡村,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必要和机会。这说明宋代的童蒙教育已经突破了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童蒙读物也随之在社会上广为普及。

1.3 儿童读者的女性比例

  宋代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以女性也成为童蒙读物的读者。当时女性接受教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的需要,二是出于社交的需要。对于前者,南宋袁采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在《袁氏世范》中列举了几类女性接受教育有利于承担家业的情况:“妇人有以其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榖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不肯预人家事。惟妇人自认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几焉。”[22]宋时女童接受教育已不是个别现象,如尹氏“少聪警,识图书,辨音律。”[23]莫氏“自少小知书,浸长,作诗论文,如慧男子。”[24]曾布“熙宁初为海州怀仁令。有监酒使臣张者,小女甫六七岁,甚为惠黠;文肃(曾布)之室魏夫人怜之,教以诵诗书,颇通解。”[25]有的家庭甚至让女童与男子一样接受经书的教育,如谢氏家族,“教子弟必以经术,教诸女亦如之,凡诗书礼义,古今义妇烈女,有见于传记者,必使之习读,通其理义。”[26]女性在家庭事务、教养后代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接受过儒家文化及思想教育的女性。事实上,宋代有很多女性知识分子教育子女的故事,如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27]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28]姚锴“四岁而孤,母方教铉(姚锴的兄长),未暇及锴,能自知书。”[29]可见,宋代女性既是童蒙教育的受益者,也是童蒙教育的推动者。

  宋代社会重文的风气,也使得男性文人更青睐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而他们之间的交往,多以诗词为媒介。如《随隐漫录》载:“陆放翁宿驿中,见题壁诗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放翁询之,驿卒女也,遂纳为妾。”[30]苏轼夫人王闰之就梅花月色作诗,苏轼读后“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欧饮。”[31]甚至还有一些妓女为了招揽顾客,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过必须指出,宋代女童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比例并不高,因为接受教育的女童家庭通常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或有家学渊源,或者家境殷实。而且即使有条件的家庭,也有不赞同女童接受教育的,如黄庭坚的叔母章氏“幼喜诵书,弄笔墨。父母禁之。与诸女相从夜绩,待其寝息,乃自程课,由是知书事。”[32]

  在女童接受教育的问题上,司马光的态度相对开明。他在《家范》中说:“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并且明确指定了女子的应读书目:“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33]从司马光所列图书来看,虽然他主张女性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与培养男子修齐治平的能力、学为圣人、造福国家社会的目的完全不同,女子应接受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刘清之亦云:“女子七岁,教以女仪,读《孝经》《论语》。”[34]可见,宋代女童的阅读并不系统,没有按照从“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等基础读物到儒家经典的顺序循序渐进,而只能定向阅读指定的宣扬儒家伦理纲常的图书。

  南宋末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图文对照识字课本《对相识字》。元、明、清又出现了系列增删修改的同类出版物。此为明中晚期刻本《新编对相四言》,现藏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

2、成人读者群体

  除儿童外,成人也是宋代童蒙读物的重要读者群体。成人阅读童蒙读物的目的,自然与儿童接受启蒙教育不同。分析宋代成人阅读童蒙读物的动机,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

2.1 为查考知识而阅读

  宋人所编的一些童蒙读物,内容比较广泛,有的近乎类书。幼童阅读可以增长见识,成年学者也可用于查考百科知识,如胡寅编写的《叙古千文》、胡继宗辑录的《书言故事大全》、王应麟所作的《小学绀珠》等。《叙古千文》是一部以四言韵语讲述上古到宋代历史的启蒙读物,但李昂英认为它的价值超出了一般童蒙读物。李氏跋曰:“文定胡公潜心《春秋》四十余年,而后徐出其说。致堂其亲传,故笔削皆有法。《叙古》字凡千不重,虽饮席间谈笑成之,而上下数千载,关系大处,包撮略尽。兴君昏主之理乱,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异端之正偏,一字森严,百世确论,不但可以习童稚而已。”[35]《书言故事大全》是一本专门讲成语典故的读物。该书十二卷,以十二地支为序,分为十二集,每集又分若干类。明人陈玩直称它“靡类不载,靡物不备,靡事不周,靡书不引。足充学者之胸襟。”[36]此书适合有一定识字量的儿童阅读,用来拓宽其知识面。因有较详细的注释,童蒙可以自学,乡间塾师也可作为参考书使用。《小学绀珠》是一部专供初学诵记者使用的类书,王应麟在自序中称:“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之寡学。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局,用训童幼。”[37]该书共十卷,按照天道、律历、地理、人伦、性理、人事、艺文、历代、圣贤、名臣、氏族、职官、治道、制度、器用、儆戒、动植等十七门分类编写,为便于记忆,每门内皆以数字词语为标题,如“两仪”、“三才”、“四大”、“九天”之类,涵盖的内容十分驳杂。这种类书式的童蒙读物,不仅能够给儿童提供各方面的常识启蒙,也可供成年人查考基础性的知识。

2.2 为修养道德而阅读

  宋人所编童蒙读物中,有的内容对成年人或更具教育意义。宋代理学家大多重视童蒙教育,很多人还亲自编写童蒙教材,并进行教育实践。如朱熹编写了《小学》《童蒙须知》《训蒙绝句》等书,其弟子陈淳编写了《启蒙初诵》。这些教材因含有性理之学的内容,对于幼童而言过于深奥难懂,所以流行不广,但却意外地受到成年读者的重视。如《小学》内容多摘自《四书》《五经》,文字不符合幼童学习的特点,蒙馆中并不流行。陆世仪《论小学》称:“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38]然而,陈淳《代跋〈小学〉》说:“此书最切于学者日用之实,在幼学之始固所当从事,而其所以造道据德而成大学之功者,亦不越乎此。”[39]成年人成为童蒙读物读者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社会阅历后,对童蒙读物的理解能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3、域外读者群体

  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虽与北宋、南宋对峙并立,但在文化上却深受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宋朱彧《萍州可谈》描述了辽国对中原的模仿:“辽人嗜学中国。先朝建天章、龙图阁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学士以宠儒官;辽亦立乾文阁,置待制、学士以命其臣。典章文物,仿效甚多。”[40]在教育方面,辽国亦仿宋朝以儒家文化为导向。《宣府镇志》载:“契丹初兴,惟尚武艺,燕、赵间学校,俱仍唐旧,间罹兵燹,十存二三。取用文士,多由是奋。兴宗重熙五年,始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著为令式。至道宗,乃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县属附焉。”[41]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辽国幼童诵读儒家读物也不乏其例,如景宗第四子耶律隆庆所纳王妃萧氏,“幼而聪警,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颂朝野,脍炙人口……撰《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代。”[42]

  女真族本无文字,金国攻破辽国后,俘获了不少契丹人和汉人,于是诸皇子开始学习契丹文和汉文。“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辞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43]当时金人贵族流行延请汉人学者作家庭教师,如完颜宗干聘张用直、完颜希尹聘洪皓担任自己儿子的专职教师。在汉族老师的教导下,女真贵族子弟开始汉化,如金熙宗完颜亶“稍解赋诗翰墨,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44]。金国准许私人办学,当时的东京辽阳开设了不少官学和私学,且有不少儒学大家教授启迪幼童。如元德明“自幼嗜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蔬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其子好问“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45]元好问父子幼年所学的,当是儒家启蒙读物。

  《宋史·夏国传》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题重复。教国人把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番语。”[46]《四言杂字》就是一本童蒙读物,它把各种常用字缀集成韵,以便于记诵。罗福苌在《西夏国中略说》中讲:“西历一千九百十年,俄大佐柯智洛夫氏于张掖掘得西夏国书刻本经册十数箱,中有汉语及夏国语对译音书一册,约五十叶,名《掌中珠》。夏国书旁皆注汉字汉音,汉语旁亦注西夏字音,四言并列,殆即《宋史•夏国传》所谓《四言杂字》者兴?”[47]

  历史文献中关于辽、金、西夏使用宋代启蒙读物的记载虽不多,但根据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学习中原文化、兴办儒学的情况来看,中原域外少数民族的贵族当中已形成宋代童蒙读物的读者群体应该是无疑问的。

4、结语

  通过文献考察可知,宋代童蒙读物形成了儿童读者、成人读者、域外读者三大群体。其中儿童读者群体是童蒙读物读者的主体,其年龄范围、社会阶层及性别比例,反映出宋代童蒙教育呈现出大众化趋势。成人读者群体的意外出现,揭示了宋代童蒙读物的阅读功能不仅仅在于识字启蒙,还能部分满足知识查考及社会教化的要求。而域外少数民族读者群体的形成,说明宋代童蒙读物在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童蒙读物不单是一种图书出版物,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播与推广的媒介,其影响力绝不可低估。


注释: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2](元)脱脱.宋史·卷167·职官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3976.

[3] 潘伟娜.宋代新编童蒙读物初探·宋代新编童蒙读物一览[D].成都:四川大学,2005.

[4](宋)王应麟.玉海·卷11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2075.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761.

[6] 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13.

[7](宋)赵与时.宾退录·卷4[M]// 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5:4177.

[8] 王炳照,郭齐家.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93.

[9]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5.

[10](宋)郑太和.郑氏规范[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

[11]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88.

[12](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27·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M].北京:中华书局,1980:312.

[13](元)脱脱.宋史·卷317[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349.

[14] 陈植鄂.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66.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92-1393.

[16](宋)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30.

[17](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饶州出神童[M].北京:中华书局,1985:37.

[18](宋)佚名.道山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2939.

[19](宋)陆游.陆放翁全集·卷47·渭南文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292.

[20] 苗春德.宋代教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82.

[21] 包伟民.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1.

[22](宋)袁采.袁氏世范[M].合肥:黄山书社,2007:69.

[23] 陈庆元校注.蔡襄全集·尹夫人墓志铭[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778.

[24]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历史文献·第19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18.

[25](宋)王明清.挥塵·第3录·卷之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773.

[26] 方建新主编.中国妇女通史·宋代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441.

[27](元)脱脱.宋史·卷305[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079.

[28](清)赵翼诗;王起孙注;王迎建点校.瓯北七律浅注[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291.

[29](元)脱脱.宋史·卷441[M].北京:中华书局,1977:9573.

[30](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423.

[31](宋)赵令畤.侯鲭录·卷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064.

[32] 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第8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968.

[33] 夏家善主编.温公家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122.

[34] 赵振.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M].济南:齐鲁书社,2014:19.

[35](梁)周兴嗣,(宋)胡寅等编.千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7:102.

[36] 王珂著.《宋史·艺文志·类事类》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234.

[37] 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69.

[38] 陆世仪.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39]《建德市志》编纂委员会.建德市志·严州历代文献辑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198.

[40](宋)朱彧.萍州可谈·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319.

[41](清)厉鹗.辽史拾遗·卷16·补选举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33.

[42]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8·秦晋国妃墓志铭[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3](元)脱脱.金史·卷51·选举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31.

[44] 张博泉等.金史论稿·第2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49.

[45](元)脱脱.金史·卷126[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42.

[46](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379.

[47]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编[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643.



作者简介:

1、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2、李瑞龙:陕西西安人,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



原创:李明杰 李瑞龙

微信公号:出版六家

日期: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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